釉里红，是一种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。它承载着近千年的历史积淀，奏响着艺术的华丽乐章。古往今来无数匠人对工艺的反复探索,旨在为掌控极其不稳定且易挥发的氧化铜和1250℃-1280℃的烧造工艺，创造变幻莫测的那抹红。

“东方典藏”民族魂

釉里红自身烧制难度极大，正所谓“釉里红，窑彩也，千窑一宝”，匠人对工艺精益求精的追求，力求色调上呈现细微的差异，告别平涂，在细腻的胎质上增加色彩层次与过渡，由粉及赤。故宫博物院、大英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等经典馆藏品中都能看到釉里红的呈现，但由于烧制成品率较低，传世中明永乐和宣德年间的釉里红器物屈指可数。

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（世茂海丝馆）藏明永乐釉里红云龙纹罐，产自景德镇窑。胎体上描绘苍劲有力的行龙纹，动态的张力显示遒劲的龙身形态，肆意跋扈，龙爪、龙鳞刻画精细、分明。釉里红色娇艳欲滴，深色釉质肥厚，浅者釉色分明。颜色调性亦趋细腻化是明代釉里红的发展突破。在明代纹样的布局承袭于元，又有别于元代复杂满布的纹样对比，龙身动势的聚集与释放，釉色的微妙过渡均显示工艺的高超。

釉里红云龙纹罐 明永乐

高21.5cm，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

“生而不凡”贵族红

低温发黑暗沉，高温则会“烧飞”而导致颜色尽失，还原气氛不够，则出现绿色苔点。10℃的细微温差几乎决定釉里红的“生死”。十窑九废，千窑一宝。创烧于元代的釉里红就是这样“生而不凡”。

元代的釉里红由于技术的不成熟，发色多为灰、黑色，鲜红较少。加之元人好“白”，对于“红”并不狂热，所以元代的釉里红非常稀有。存世的元代釉里红有明显的晕散，较少有线描纹饰，器型品种较为简单。

釉里红地白花暗刻牡丹纹玉壶春瓶，元

高28.6cm，故宫博物院

“枉叫绝世”深红色

明代则是进入了釉里红的成熟期。洪武时代的釉里红虽大多为猪肝色、暗红色，但却是釉里红最受重视的年代，故宫博物院馆藏的100多件洪武时期的瓷器中以釉里红为主，风格古朴，器形硕大，纹饰丰满，气势夺人，充分展示了明代开国君主的气度。洪武中、晚期，釉里红呈色相对统一，勾勒点染等技法配合露釉、淌釉等时代特征共同将釉里红推向极盛。

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， 明洪武

高33cm，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

明代釉里红技术上的改进完成于永乐至宣德时期，此时的釉里红已呈现娇艳欲滴的美感，配合釉面的油润晶莹，以及纹饰的简约灵动，釉里红制作工艺达到巅峰。而明代后期，釉里红工艺几乎失传，明末清初时，首先由民窑恢复生产，这时的民窑小碗上，采用青花和釉里红合绘的方式进行呈现。

“无以替代”花独放

清代康熙年间，官窑复烧釉里红。最初呈现与元代类似的灰、黑发色现象，中晚期后，康熙釉里红呈色稳定，鲜艳明丽。此时的绘画也更讲究线条的细致清晰，基本可以熟练掌握高温氧化铜的发色效果，并呈现色调的深浅变化，虽不及明代永乐、宣德时期的明艳欲滴，却也极大的改善了初期的不稳定现象。

到了雍正时期，皇帝对器物的要求非常高，此时的釉里红工艺比康熙时期更为精细，器物呈色稳定，色调红艳，画工精美细腻，一改以往的晕散之态。用放大镜观察线条细节，内部有团絮状凝聚物。浅淡色阶层次分明，纹饰明晰。

釉里红花蝶纹笔筒，清雍正

高15.6cm 故宫博物院

乾隆时期是釉里红工艺的完善期，基本摆脱了器物品类的限制，虽烧制数量不及前两朝大，但发色较为鲜艳。青花釉里红是此时的流行风尚。纹饰繁缛，有“釉水肥润，色彩鲜明”的要求。

釉里红，犹如一位红衣佳人，婀娜多姿，妩媚动人，经历“九死一生”披上赤色战袍，以华丽的姿态，炫耀着独特的风格，赋予瓷器生命的灵动。海丝馆藏明永乐釉里红云龙纹罐在明艳的那抹红中，彰显着龙腾的动感张力，器物所呈现的古代匠人的高超技艺及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情感。

作者：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